前幾日京津冀霧霾嚴重，諸如“早晨一拉窗簾，還以為自己的眼睛瞎了”等在年初霧霾嚴重時流傳的有關空氣質量的段子又盛行于網絡。亦有媒體這樣形容霧霾嚴重程度：站在天安門廣場，“國慶主花壇在霧霾中難見真容”。

　　不知道這種存在嚴重霧霾的日子還要伴隨人們多少年。但是，如果把霧霾視為一種“增長病”，那么，“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的說法也同樣適用于消除霧霾。以美國的現代化歷程看，其意識到必須治理隨經濟增長而造成的污染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環保法律基本完備并嚴格執行，直至今天，在昔日工業發達的美國東北、中部地區，一些曾被污染但已經禁止任何工業污染物排放五六十年后的河水也仍然沒有變清。

　　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英國，其經濟發展尚無前車之鑒，致其在工業化百多年后才開始意識到污染問題的嚴重性。相較英國后發的其他西方發達國家，其發展歷程雖短于英國，但卻在英國意識到這一問題后，不惜犧牲后來居上的發展勢頭，與英國同時改弦易轍，把環境保護作為經濟增長的底線，由此在相當程度上避免了類似“倫敦霧”那樣嚴重的污染問題。

　　沒有把環境的容納能力作為經濟發展底線的思維及其操作限制，對經濟發展的瘋狂追求就無異于飲鴆止渴。

　　據媒體報道，面對嚴重霧霾，多位地方環保局長都曾對記者“大倒苦水”，他們認為在當前環保機制下難以根治霧霾，因為造成霧霾的污染源，環保局長們根本管不了。東部沿海某省一位環保局長說，只要市（縣）主要領導“不點頭”，像“三高”企業這樣的污染源，環保局管不了、治不了、關不了，因為這些企業能繳納高額稅收，這才是地方政府的“命根子”，環保這樣的“次要”工作要為增稅這樣的“主要”工作“讓路”。

　　由此可見，我國的霧霾，是經濟“增長病”。當然，這種“病”也不僅僅是經濟增長的病癥。因為看似“平等待人”的霧霾，其實既是增長不平衡的產物，同時也是在“平等”的表象下進一步固化不平衡增長的蠻力。顯然，沒有環境底線的經濟增長所產生的“政績”及其實際利益，都使少數人受益，并使這些人產生無法遏止的增長沖動。

　　因此，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還是一個政治問題。如果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不變、決策方式不變、受益格局不變，那么，其結果就不僅是霧霾困擾人們的日子會更長，而且其嚴重程度也會更甚。